5年8000次访谈告诉你,被拒绝堕胎的女性,遭遇了什么?

2022-07-13 母婴

“孩子是生命赐予的礼物。但礼物是可以被拒绝的。不能拒绝的礼物不是礼物。”

“强迫分娩就是奴隶制。”

——玛格丽特 · 阿特伍德, 《使女的故事》作者

一切都始于两位女性的一次对谈。

德雷医生问了福斯特教授一个问题,“我在想,那些被我们拒绝堕胎的女性,后来怎样了?”

埃莉诺 · 德雷(Eleanor Drey)是旧金山一家医院的医学总监。黛安娜·格林·福斯特 (Diana Greene Foster)则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(UCSF)的妇产科研究者。她们曾经合作过一项研究,关于为什么有些女性到了孕中期甚至孕晚期才来寻求堕胎。

堕胎的美国女性里,超过90%会在孕早期(末次月经后的三个月内)堕胎,8%在4~5个月(14~20周)之间堕胎,只有1%在5个月(≥20周)以上堕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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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使女的故事》里,女性被当做国有财产,有生育能力的女性称为“女仆”,被迫作为统治阶级的生育工具|《使女的故事》剧照

中晚期堕胎当然不是个好选择。孕期越晚,各种不利因素就越多——手术费用、所需假期、交通住宿,有时还要安排人来照看已有的孩子……更伤身体,花钱更多,也更耗时,在有些法律不支持的地方更是几乎无法堕胎。

无数雪花滚成一个巨大的雪球,足以将人压垮。

有些时候,她们的确被重重困难压倒,最终无法堕胎。

“Turnaway”,意思是“被拒绝”。

这些女性,被社会、被医疗系统拒绝了。

但德雷医生和福斯特教授没有忘记她们。

此前的堕胎影响研究,大多简单地对比“堕胎女性”和“生育女性”,而没有考虑她们一开始的生育意愿。然而,女性是否想留下孩子,和她当时的境况息息相关。当女性健康、经济、亲密关系都比较好,她们就更可能对养育孩子充满信心。当女性状态不佳,养活自己和已有的孩子都有困难,亲密关系也出了问题,她们就更可能倾向于堕胎。很多时候,并不是“堕胎导致女性过得不好”,而是“过得不好导致女性选择堕胎”。

2007年,福斯特教授主导的“Turnaway研究”启动。来自13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40多名科学家参与了这项研究。他们找到了全美的30家堕胎机构,对来到这里的954名试图堕胎的妇女进行了为期5年的跟踪调查。这些女性不是出于自身或胎儿健康问题而堕胎,纯粹是“自己选择不要”。她们每6个月接受一次采访,回答她们的身心健康、教育、工作、经济状况、社会支持和家庭关系等。

954人,5年,大概8000次访谈,只为了找到一个问题的答案——

在那一刻,能够堕胎,或者被拒绝堕胎,对她们的人生带来了什么影响?

为什么不避孕,为什么不早点堕胎?

一个常见的问题是——如果你不想要孩子,你为什么不做好避孕?

做好避孕当然非常重要。但这样说的人,常常低估了避孕的难度。

福斯特教授做了一个估算。假设一个女性有正常频率的性生活,计划生育两个孩子,有医保,尽力做好避孕,以避免两个孩子之外的意外怀孕,那么在18岁到45岁更年期之间——

  • 假如她选择口服避孕药,那么要吞下6844颗避孕药,期间可能有0.1~2.0次意外怀孕。
  • 假如她选择避孕套,那么要说服伴侣正确使用超过2000个避孕套,期间可能有0.5~3.8次意外怀孕。
  • 假如她选择铜质或含激素的宫内避孕器,那么要更换宫内避孕器4~6个,期间可能有0.1~0.2次意外怀孕。

任何避孕方式都有代价,都有副作用,都有失败几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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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避孕方法都有失败的几率|Unsplash

在Turnaway研究里,64%的女性在怀孕那个月使用了某种避孕方式——37%用了避孕套等屏障方法,27%用了避孕药、避孕贴等激素方法。

但她们还是怀孕了。

福斯特教授还做过一个研究,比起让女性每个月去领一个月的口服避孕药,一次性给女性发一年的口服避孕药,更能降低意外怀孕和堕胎的几率。然而,政府出于节省成本的考量,通常不愿如此。而如果女性某个月恰好没时间去医院领药,就会极大增加意外怀孕的风险。

即使是有办法获得避孕的女性,也可能意外怀孕。

假如她没有医保,或者负担不起避孕呢?

另一个常见问题是——为什么不早点去堕胎?

德雷和福斯特研究发现,女性拖到中晚期才寻求堕胎的原因主要有二——①她们不知道自己怀孕了,②她们能获得的医疗资源太少。

比起在孕早期就流产的女性,到中晚期才流产的女性平均多花了70天。

首先,“从月经没来,到怀疑自己怀孕了”,她们就多花了22天。因为她们没有孕吐等明显的早孕反应,或者她们的月经周期不准,或者她们在孕早期有少量出血,而她们误以为那是月经。

“从怀疑自己怀孕,到真的去验孕”,她们又多花了13天。因为她们通常比较穷,难以腾出时间、花钱去验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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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四月三周两天》中,流产手术在一个廉价小旅馆内进行|《四月三周两天》剧照

“从验孕,到决心堕胎,到开始给诊所打电话,再到终于在能做的诊所预约堕胎”,多花了34天。因为她们这时候月份已经偏大,不属于孕早期,要找到她们负担得起又能做手术的诊所就更难、更耗时,即使找到了,那些诊所可能也离她很远。

每个诊所会根据当地法律、医生水平和设备来决定“可堕胎期限”。即使这家诊所拒绝,也许别的诊所依然可以接收。不过,孕期越大,能做的诊所就越少。2014年一项研究发现,几乎所有堕胎诊所都可以做8周之内的堕胎,但只有四分之一能做20周之内的堕胎,十分之一能做24周之内的堕胎。

18岁的米歇尔在孕5个月时,先后去了三家诊所,每家诊所都对她说,“我们做不了,你可以试试那家”,然后把她转介给别的诊所。最终,她放弃了寻求堕胎,生下了孩子。

当附近可选的诊所少了,堕胎率就会下降——2013年,德州增加了对堕胎诊所的限制,该州41家堕胎诊所中的17家不得不关闭,结果是,由于女性需要去更远的地方,堕胎更难了,堕胎率降低了14% 。

还有时候,女性不得不克服当地法律给堕胎设置的重重障碍。

在Turnaway研究进行时,“罗诉韦德案”还没被推翻,但美国各州政府依然颁布了555项关于堕胎的限制——强制等待期,要求超声检查,要求进行心理咨询……

受访者杰西卡所在的州,要求她至少去堕胎诊所两次,两次之间还要至少间隔24小时。然而,她经济紧张,家里已经有两个需要照顾的小孩,长途驱车去趟诊所,对她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。

有时候,堕胎费用涨到了她们难以负担的程度。在Turnaway研究里,孕早期堕胎大概需要500美元,但超过孕20周后,堕胎就需要1750美元。这还不包括交通、住宿、儿童保育费用,以及因请假而损失的工资。

而寻求堕胎的美国女性里,一半生活在贫困线下,这意味着她们很难在几周里筹到数千美元的堕胎费。

她们要不起孩子,是因为穷。她们负担不起堕胎,依然是因为穷。这是一种恶性循环。

她们为什么想堕胎?

制定反堕胎政策的政客,有时对女性的生活展现出惊人的无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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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堕胎支持者认为堕胎是伤害生命|《推翻罗诉韦德案》剧照

2012年,记者采访了美国俄亥俄州的众议员吉姆·布奇(Jim Buchy)。

布奇是共和党人,他联合发起了著名的“心跳法案”——禁止在胚胎可检测到心跳后堕胎,也就是差不多怀孕6周的时候,在这一刻,很多女性甚至不知道自己怀孕了。

在访谈中,布奇滔滔不绝地讲他相信“生命神圣”,支持“减少或消除堕胎”的法律。

然后记者问他,“你认为为什么一个女人会想要堕胎?”

布奇词穷了,“嗯,可能有很多原因……我,我不是女人,所以我不能……”他抬头望天,“很大程度上与经济有关吧。我不知道。我从来没有……这是一个我从没想过的问题。”

这是个他从未想过的问题。

这正是Turnaway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。

不止是经济

954位女性谈起了她们这么做的原因——64%说原因不止一个,40%提到了经济因素,36%提到了时机不对,31%提到伴侣有问题,29%说还有别的孩子需要专注照顾,20%说会影响未来的人生规划,19%说自己心理上没有准备好,12%说有健康原因,12%说无法给孩子提供足够好的生活,7%说自己还不够独立成熟,5%说受到了亲友的影响,4%说自己既不想要孩子,也不想把孩子送给他人领养。

经济当然是很大的理由,但只有6%的人说自己完全是出于缺钱。其余提到经济的人大多还提及别的理由,比如一位42岁的女性说,她没有钱,没有工作,还要照顾一个14岁的儿子。

孩子的父亲有问题

还有很多时候,是“孩子的父亲有问题”。

有时候,寻求堕胎是因为“孩子父亲不是那种会承担家庭责任的人”。有时候,女性发现伴侣是施虐或家暴者,正考虑分手时却发现自己怀孕了。还有时候,就是孩子父亲坚持要女性堕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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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性发现孩子的父亲并不可靠,决定堕胎|Unsplash

23岁的杰西卡发现自己再度怀孕时,丈夫不工作,不养家,总是夜不归宿,在外喝酒招妓。杰西卡自己身体不好,上次怀孕时发作了好几次癫痫,她告诉研究者,“我了解我丈夫,如果我出了什么事,他不会照顾我的孩子。”杰西卡在孕8周时堕胎,堕胎两年多后,在一些法律援助机构的帮助下,她终于和当时的丈夫离了婚。

26岁的齐娅拉约会了一个很糟糕的男人,身体暴力,精神暴力,跟踪她。她已经计划分手,却发现自己怀孕。她记得自己坐在沙发上对着室友痛哭一场,然后说,“我会想出办法的,我不可能留下这个孩子。”齐娅拉在孕13周时堕胎,和那个男人分了手,搬到了另一个州,和一个老朋友恋爱结婚,并生下了孩子。她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很满意,并认为,如果没有那次堕胎,她可能不会遇见并嫁给现在的丈夫。“流产让我看到了我内心的力量。”她说。

事实上,无论有没有真的堕胎, 两年内,超过一半的女性和孩子父亲分手了。与很多人想象的不同,留下孩子并不会让女性更倾向于与孩子父亲保持长期关系。即使她们被迫留下了孩子,很多女性依然会努力离开一段有毒的亲密关系。

到了5年后,被拒绝堕胎的女性有47%是单亲妈妈,独自承担了抚养孩子的重担。

照顾已经有的孩子

“照顾现有的孩子”也是个很大的原因。

60%的女性已经有了别的孩子,她们一次次地告诉研究者,哪怕不考虑钱的问题,自己也已经精疲力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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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顾已有的孩子已经让女性筋疲力尽|Unsplash

有位31岁的女性,儿子罹患癌症,她需要开车10小时送他去医院,未来还可能需要全家搬去纽约以接受某些治疗。“他全指望我了。”这位母亲告诉研究者。

另一位24岁的女性,丈夫入狱,她边找工作边抚养一个10个月大的女儿。生完头胎后,月经一直不规律,她直到22周才发现自己意外怀孕。她知道自己绝对无法承担另一个孩子,努力从三家堕胎基金申请了资助,又从母亲那里借了400美元,自己付了300美元,终于在24周时,花费2700美元堕了胎。

想过好自己的人生

另外一大原因,是她们想照顾好自己,继续自己的人生规划和职业目标,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。

19岁的阿瑞拉,在孕中期放弃了怀的双胞胎。她觉得自己当时的能力养一个小孩都够呛,更别提养两个了。堕胎后,阿瑞拉完成了大学学业,在自己觉得做好准备时才生了一个孩子,现在她还计划去读法学院。

16岁的阿米娜曾经也想去读大学,然而,她孕周太大,被拒绝堕胎。生下两个孩子后,孩子父亲一开始和她一起抚养,但两年后,他离开了。如今,阿米娜自己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,努力工作,靠政府给的食品券来勉强维持收支平衡。

获得堕胎的女性

获得堕胎的女性可以分为两类——在孕早期就堕胎的,险之又险地在“截止期”前踩线堕胎的。

研究显示,这两类女性最重要的差异,是年龄。年长的女性更可能在孕早期就堕胎。而年轻女性,由于经期不准,对怀孕的风险和症状了解不够,更容易有侥幸心理,结果更可能拖到中晚期才堕胎。

无论是哪一类,Turnaway的结论很明确—— 相比生下孩子,没有证据显示堕胎对女性造成了额外伤害。

在每一项指标上,比起被拒绝堕胎的女性,获得堕胎的女性要么更好,要么不相上下。

获得堕胎的女性,并没有更多的抑郁、焦虑、自杀念头。

她们对未来更为乐观进取。那些获得堕胎的人有6倍以上的可能性,会对自己未来一年做出积极规划,比如“找更好的工作”“完成大学学业”等。事实上,她们也的确更可能实现至少一个积极规划(48%)。

她们的身体更健康,就业情况和经济状况更好。在孕前,这两组的信用分没有显著差异,但在怀孕后,获得堕胎的女性在5年里没有明显的逾期或欠款,而被拒绝堕胎的女性平均多出了1750美元的信用卡逾期。

假如她们还在读书,那么她们更可能从大学毕业。获得堕胎者有72%继续攻读并取得了大学学位,而被拒绝堕胎者仅有27%。

她们的亲密关系更好,能更好地照顾已有的孩子——在未来的半年到4.5年里,她们的孩子比较少生活在贫困之中,儿童发育评分也比较高。

当境况好转,她们也更可能重新考虑要孩子,那些获得堕胎的人在未来5年内,计划怀孕率更高。她们后来生的孩子得到了更好的照顾,且更可能在父母双全的家庭里长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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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境况好转后,她们也可能重新考虑要孩子|Unsplash

的确有少数女性为堕胎而后悔。有个名叫卡雅的女性已经有了两个孩子,第三胎选择了堕胎,做完手术后她告诉研究人员,自己觉得非常后悔,不会建议其他女性堕胎。

Turnaway研究发现,后悔的女性,大多生活在“视堕胎为耻辱”的社区中,她们认为,假如周围的人知道她们堕胎,就会瞧不起她们。

但绝大多数女性始终表示,自己不后悔堕胎。

在堕胎5年内的每次访谈里,都有95%的女性认为,堕胎是个正确的决定。随着时间推移,不悔的比例甚至还在缓慢上升。

被拒绝堕胎的女性

被拒绝堕胎的女性,基本上都是出于一个原因——怀孕时间太长。孕期超出诊所允许的限制。

还有些女性因为肥胖而被拒绝。由于肥胖,她们的经期不准,身体变化也更难被注意到,结果她们很可能到了孕中晚期才发现。而当她们终于去到堕胎诊所,很多诊所也出于“没有尺寸合适的医疗用品”“手术难度超出了能做的范围”而拒绝她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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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州的官员希望利用超声技术“感化”孕妇|《推翻罗诉韦德案》

比起获得堕胎的女性,那些被拒绝堕胎、因此不得不生下孩子的女性——

  • 更可能经历孕晚期的严重并发症,包括子痫和死亡。
  • 更可能经历多年的健康问题,如高血压、慢性头痛和关节疼痛。
  • 更可能遭遇经济危机,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可能性高出4倍。
  • 更可能被施虐的伴侣困住。
  • 在短期内更可能焦虑,或自尊降低。
  • 不太可能为下一年制定积极进取的人生计划,往往会降低自己的经济和职业预期,对未来的看法大多是中性(“孩子会长大”)或消极的(“我可能会更穷”)。

此外,研究还发现, 无论是“不得不生下的孩子”,还是本来就已经有了的孩子,都会受到严重影响。

母亲拥有的金钱、精力、时间等资源是有限的。当母亲本就左支右绌时,再多出一个孩子,可能就是让系统崩溃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26岁的茱莉亚本来已经有了好几个孩子,生活还算过得去,“一开始我做得还行,有工作,有孩子,有一切”,但再度怀孕且被拒绝堕胎压垮了她,“我丢了工作,账单开始累积。我现在连稳定工作都没有,怎么能再多养一个孩子呢?”

那些被拒绝堕胎的女性,孩子更可能生活在贫困中(72% 相比 55%),也更可能需要依赖福利援助(19%相比10%),同住的成年人更可能没有足够的钱去支付衣食住行(87%相比70%)。

孩子的成长更差,更少达到该年龄段的发育里程碑(73%相比77%)。

不过,人的适应力是很强的。

随着时间推移,被拒绝堕胎的女性虽然痛苦,但大部分人逐渐接受了现实。

被社会和医疗系统拒绝的她们,最终张开双臂,接纳并爱上了她们原本并不想要的孩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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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时间推移,被拒绝堕胎的女性也逐渐会爱上她们原本并不想要的孩子|Unsplash

那些留下孩子并亲自抚养的女性,在刚被拒绝堕胎后一周内,她们中有63%依然希望自己可以堕胎。

抚养孩子5年后,只有2%依然觉得,当初堕胎会是更好的选择。

那些痛苦最为持久、长期希望自己当初堕胎的女性,大多是生下后把孩子送给人领养的。

在刚被拒绝堕胎后一周内,她们中有90%依然希望自己可以堕胎。

在送养孩子5年后,她们中有15%依然觉得,当初堕胎会是更好的选择。

和预期不同, “把孩子生下后送养”反而让女性更长久地怀着遗憾和负面情绪,更难走出来。

关于堕胎的迷思

Turnaway研究还发现,反堕胎方的一些宣传是毫无根据的迷思。

反堕胎者说,只有贫穷的、没有孩子的、年少轻狂的、不负责任的、没有信仰的女性才会堕胎。

实际上:堕胎的女性里什么状况的都有,只有一种没有——不孕的。

反堕胎者说,堕胎是个艰难的决定,女人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思考。

实际上:对大概一半的女性来说,只要考虑到她所处的环境和她实际拥有的选择,就会明确得出“必须堕胎”的结论。强制延迟反而会让她们更可能在孕期更大时堕胎,更伤身。

反堕胎者说,不要堕胎,可以送给其他人领养。

实际上:生下后送养,可能反而是更大的创伤。那些被拒绝堕胎、不得不生下孩子的女性,只有9%把孩子送养。而且这些送养孩子的女性也是最遗憾自己没能获得堕胎的。

反堕胎者说,堕胎导致女性抑郁,并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(PTSD)。

实际上:寻求堕胎的女性有19%提到,正是为了自己的心理和情绪,才选择堕胎。

相比获得堕胎者,被拒绝堕胎的女性在短期内出现了更多的焦虑和压力症状,自尊和生活满意度都更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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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性有自己的选择权,对于女性的生活和尊严来说特别重要|《大法官金斯伯格 RBG‎》剧照

Turnaway研究还显示,堕胎不太可能增加自杀风险,也不太可能增加创伤后应激障碍(PTSD)的风险。

在这个研究里,与自杀风险相关的是之前的抑郁、焦虑、酗酒史,而不是获得了堕胎。

而139个有PTSD的女性里,堕胎并不是主要诱因。这些女性里,44%曾被家暴、被强暴,有人被伴侣勒颈以至于昏迷两星期,有个十几岁的女孩被锁起来强暴殴打了三天;17%有其他关系问题,比如母亲吸毒、丈夫入狱;有16%的人,所爱的人因艾滋或癌症而去世;7%的人自己有严重健康问题,有人险些吸毒过量而死,有人险些死于过敏,而且周边没有会及时救她的人……

这些PTSD的女性,有些被拒绝堕胎,有些获得了堕胎,总体而言,堕胎并不是导致她们PTSD的原因。她们的创伤来自原本就生活在一个糟糕的内外环境里——而这,也正是她们希望堕胎的原因。

最后,获得堕胎并患有PTSD的女性里,92%说,堕胎对自己而言,是正确的决定。

反堕胎者说,堕胎会伤身。

实际上:合法堕胎的并发症发生率并不高,甚至低于拔智齿。

分娩的并发症和风险远远超过堕胎。分娩的死亡风险是堕胎的14倍,

被拒绝堕胎而不得不生下孩子的女性,健康会多年受到影响。另外,没有证据表明堕胎会导致此后不孕风险增加。

怀孕,是一种“身体超负荷运转”的阶段。孕妇体内血液可能比之前多出50%,激素系统、新陈代谢、腹部器官和肌肉,骨盆和脊柱……都在为胎儿做出改变。而分娩更会造成撕裂、出血、强烈的痛苦,有时候需要进行剖宫产这种大手术。

以现在的医学水平,在正规诊所进行合法堕胎,基本是安全的。越早堕胎,健康风险越小。10周之前都可以使用药物流产,或者进行一个很小的手术即可解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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堕胎的权利|《推翻罗诉韦德案》

孕中晚期堕胎的风险无疑比孕早期更大,但如果要以“风险更大”而阻止女性堕胎,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——

对女性来说,到底是大月份合法堕胎的健康风险大,还是被拒绝堕胎、不得不足月分娩的健康风险大?

Turnaway研究的结论很明确—— 足月分娩的健康风险大。

  • 足月分娩的女性,通常有如下并发症:先兆子痫、子痫、贫血、失血(需要输血)、骨盆骨折、感染、产后出血、胎盘未完全排出。6.3% 的分娩妇女出现了可能危及生命的状况。
  • 长期健康状况,同样是不得不足月分娩的女性更差。
  • 慢性头痛或偏头痛,大月份堕胎女性里有18%,足月分娩女性里有23%。
  • 认为自己健康不佳的,大月份堕胎女性里有21%,足月分娩女性里有27%。
  • 在随访的5年里,大月份堕胎的女性认为自己健康状况略有改善,而足月分娩的女性则认为自己健康越来越差。这种“自我评估的健康状态”,与未来死亡率密切相关。

最糟糕的是,Turnaway研究里,甚至出现了2个在被拒绝堕胎后,因怀孕分娩而死的案例。

一个25岁的女性死于感染,那种感染除非是孕妇,否则基本不会致死。

另一个女性则在分娩后不久死于孕期重症——子痫。

她去寻求堕胎时,超期了5天,因此被拒绝。如果她获得堕胎,她很可能还活着。

新生的孩子活了下来,但她死了,她之前的孩子和新生儿都失去了母亲。

Turnaway研究没有发现堕胎致死的案例。大月份堕胎的女性里发生了4例死亡,分别发生在堕胎后的7个月、1年半、3年和5年。其中1例死于心脏病,1例死于车祸,2例死因不明,但从时间跨度来看,不太可能与堕胎有关。

当越来越多的女性被拒绝堕胎

2022年6月24日,美国最高法院推翻“罗诉韦德案”(Roe v. Wade),裁定女性堕胎并非美国宪法赋予的权利。

“罗诉韦德案”允许女性在怀孕24~28周之前进行堕胎,这一法案被推翻后,在美国的某些州,女性堕胎的时间窗口将更加狭小。在某些州,女性甚至可能彻底失去合法堕胎权。

福斯特教授的估计是,这会让大概1/4~1/3的试图堕胎的女性,最终不得不生下孩子。对这些女性来说,她们将面临这样的未来:身体健康状况恶化、对生活的期望降低、更容易遭受家庭暴力、贫困加剧、其他孩子的状态更差……

作家玛格丽特 · 阿特伍德质问,“如果国家非常喜欢婴儿,为什么不好好对待生育孩子的妇女,让她们摆脱贫困呢?”

在一些反堕胎宣传里,主动选择堕胎(不是出于自身或胎儿健康原因)的女性,要么是不负责任,要么是道德败坏,要么是被误导了。

然而,Turnaway研究显示,女性在堕胎问题上,做出的往往是理智而负责任的决定。

  • 她们担忧养不起孩子——正确,被拒绝堕胎使她生活在贫困之中。
  • 她们担忧照顾不好已有的孩子——正确,被拒绝堕胎后,她已有孩子的健康发育指标更差。
  • 她们担忧会和孩子父亲分手——正确,无论有没有孩子,她们往往都和那个“错误的对象”分开了。

大多数女性选择堕胎,不是因为她们不喜欢或者不想要孩子。事实上,她们反而是考虑到孩子的福祉才做此决定,当下的时机和环境不理想,可能对现有或未来的孩子不利。

她们寻求堕胎,正是因为她们正确地预见了未来的人生,并试图为自己,为她的孩子——出生的以及不会出生的——做出最好的选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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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翻“罗诉韦德案”后,有女性持晾衣架抗议。在无法堕胎时,有一些女性会选择用尖锐的晾衣架自行堕胎,危及自身性命|Unsplash

在做完Turnaway研究后,福斯特教授写下了这样的话——

“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,如果一个人还没有准备好要孩子,或者正处于一段受虐待的关系中,或者已经很难养活已有的孩子,此时一个新生的孩子会对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产生重大影响。 寻求堕胎的妇女里70%在15岁至30岁之间。这是我们理解自己、成为自己的时候。此时我们所做的每个决定ーー上学、学门手艺、追求事业、定下长期伴侣、生孩子、形成全新人生梦想ーー都会在我们的余生中产生回响。

那些被拒绝堕胎的女性更贫困、在许多年里更少就业、不敢制定大胆的人生计划,不敢追求其他人生目标,唯一能做的,就是努力挣钱,为孩子支付衣食住行。

而获得堕胎的女性则得以继续工作和学业,得以规划未来,稳步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。”

“是的,女性是坚韧的,为母则刚的。但坚韧并不能支付房租。被拒绝堕胎的女性告诉我们,在五年里,她们都没有足够的金钱来支付衣食住行。”

“当政策限制让想堕胎的女性无法堕胎时,结果是 女性和儿童遭遇了更严重的经济匮乏。”

“讨论胎儿的道德地位,却不考虑母亲未来的生活。这就是美国政府对妇女和儿童所做的事情。低收入妇女无法获得堕胎,也没有足够的儿童保育、食物和住房援助,她们只能永远怀着对匮乏贫困的恐惧,养育着她们的孩子。”

"Turnaway研究不是要强制贫困女性出于经济原因而堕胎。

这项研究只是表明,当一个试图堕胎的女性能获得堕胎时,她的健康和经济状况会更好。"

参考文献

[1]Foster, D. G. (2020). The turnaway study : Ten years, a thousand women,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having--or being denied--an abortion. Scribner Book Company.

[2]Drey EA, Foster DG, Jackson RA, Lee SJ, Cardenas LH, Darney PD.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presenting for abortion in the second trimester. Obstet Gynecol. 2006 Jan;107(1):128–135.

[5]The Turnaway Study. (2022, July 01). Retrieved from https://www.ansirh.org/research/ongoing/turnaway-study

[6]Biggs, M. A., Gould, H., & Foster, D. G. (2013). Understanding why women seek abortions in the US. BMC women's health, 13(1), 1-13.

[8]Foster, D. G., Biggs, M. A., Ralph, L., Gerdts, C., Roberts, S., & Glymour, M. M. (2018). Socioeconomic outcomes of women who receive and women who are denied wanted abor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.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, 108(3), 407-413.

[9]Foster, D. G. (2022). The Court is ignoring science. Science, 376(6595), 779–779. doi: 10.1126/science.adc9968

[14]Atwood, M. (2022). ‘Enforced childbirth is slavery’: Margaret Atwood on the right to abortion. the Guardian. Retrieved from https://www.theguardian.com/us-news/2022/may/07/enforced-childbirth-is-slavery-margaret-atwood-on-the-right-to-abortion

作者:游识猷

编辑:小毛巾

封面图来源:《使女的故事》剧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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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果壳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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